賈樟柯 X 林強:音樂像氧氣,給我們最簡單的情感幫助。
2016/10/27簡單生活
搖滾青年賈樟柯因為五音不全,轉而去拍電影;台中青年林強懷揣著導演夢應徵電影公司,輾轉去了唱片公司做助理,才走上音樂道路。簡單生活節分享書房,賈樟柯與林強分享他們 12 年的合作與友情。
賈樟柯:
我一開始是林強的歌迷。後來上電影學院,開始看他演的電影。
還有一個故事。九〇年代時,在北京電影學院旁邊有個 Disco,叫做 NASA,就跟美國航天局的縮寫一樣。有一天出了一個廣告,說林強要來演出,然後我們一幫同學一早去買了票。結果那天晚上他沒有來,沒看成。
一直是銀幕上見到他,像〈南國再見,南國〉、〈少年吔,安啦!〉、〈戲夢人生〉,都是我們課堂上的教材。沒有想到 2004 年,我拍〈世界〉的時候,我們有機會合作。因為在此之前,我看過強哥寫的電影音樂,〈南國再見,南國〉跟〈千禧曼波〉的音樂,我非常喜歡。我們從〈世界〉開始就一起合作。
林強的《向前走》非常能夠感動到我。實際上那個歌唱的,從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發展,特別是那首歌裡面的血性,我覺得飽滿的那種生命力,那個是當時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林強:
台灣的中部不是大都會,我從那邊出生長大。可能就像賈導一樣,從山西的汾陽,想到北京來發展他的事業。把那樣的心情寫成了一首歌,發表了專輯,突然就受到大家的喜歡。
我從一個很普通的小型的城市來台北,那個時候肯定就有一個抱負,我想要做電影。我去侯孝賢導演的公司,試著去應徵,可是他們說沒缺人。最後我去參加台北的木船民歌比賽,然後被唱片公司的人看到,他說你先來做助理,認識環境。做了 2 年之後,才發行了那張《向前走》的專輯。那時所有的人都唱華語,只有我一個人在唱台語,台語在台灣來說,一般市場就是在鄉下、夜市,或是一些比較辛苦工作的人在聽的。
我想在音樂上面更多地去研究、琢磨,慢慢地就進入音樂的狀態去,想花更多力氣探索音樂的本質,而不是歌曲。剛好在 1995 年時,侯孝賢導演找我做電影配樂,那我就一路就往後發展,有更多電影配樂的工作。
主持人:
〈世界〉是你和賈導合作的第一部電影對嗎?
林強:
我在這邊跟賈導說抱歉。他來找我的時候,我根本不知道他拍過什麼片。然後我就跟他的製片說,能不能把他過去的片子寄給我看,他們就寄來了〈小武〉、〈任逍遙〉、〈站台〉,我看了很喜歡。所以就跟賈導結了一個緣,從 2004 年的〈世界〉一路開始合作。
賈樟柯:
我是 1970 年出生,在我小時候「文革」剛結束,基本上沒有流行音樂,就是都是一些革命歌曲。我們那時候最早聽到的歌,都是複數。什麼是複數呢?比如我們唱,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」,「咱們工人有力量」,「我們是八〇年代新一輩」,唱的都是「我們」。到了上小學,特別是 82、83 年,流行音樂一下起來後,唱的都是單數,都是唱「我」,鄧麗君唱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。看起來只是一個詞的變化,從「我們」到「我」,實際上在文化上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。因為它開始尊重個人的情感,個人的感受。
我經歷了流行音樂從無到有的過程,早期那個時候文化生活資源也比較少,不像現在大家在網絡上,有各種各樣的娛樂,就只有收音機,後來才有電視機。音樂給了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最豐富的文化享受。所以每一年總會有那麼一、兩首歌是非常打動我們的。
比如說,突然會唱〈跟著感覺走〉,有一年大家都在唱〈一無所有〉。整個時代的心情,都能被這些歌唱出來。我覺得過去我們國人表達感情挺拘束的,包括後來的卡拉 OK,給了我們宣洩感情的一個出口。
我在讀中學時,那時還需要參加高考,所謂成功的路只有一條,就是你必須按部就班地考上大學。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呢?我母親最希望我做財務工作,因為她自己也是做財務工作的,而我父親最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大夫,因為我爺爺是外科大夫。都是很體面的、很正常的好工作。但到了中學以後,我開始狂熱地喜歡藝術。
再透露個秘密,因為喜歡唱歌,我其實曾想要成為一個歌手。一開始是模仿齊秦,後來九〇年代喜歡搖滾樂了,崔健、魔岩三傑,都是我學習的榜樣。
但我發現我五音不全,我用了一個暑假學吉他,到暑假結束時,我都還彈不了一個完整的和弦。我當時的女朋友在一旁也跟著學,結果她彈得很好。
音樂這條路走不通,那就開始寫詩,寫小說,總之是有很充沛的表達的欲望。後來我也成立詩社,也參加霹靂舞的舞團,霹靂舞跳得還可以。最後,我的學習成績變成文科還行,理科、數學、英語卻很差。
那時有一首流行歌非常鼓勵我,是上海八〇年代的歌手「張行」唱的,歌名叫〈成功的路不止一條〉。我一聽完那首歌就告訴自己,成功的路不止一條。關鍵的是有很多條,很多條路裡要認準自己走的那一條。
賈樟柯:
其實生活過程裡面,有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對你不斷地拷問,也有各種各樣的機遇,測試你是否能勇敢地按自己選擇的路走下去,我覺得這一切需要勇氣。我聽了強哥的《向前走》後,在這首歌裡聽見了勇氣。我認為勇敢非常重要。
剛才強哥說他不寫歌,改為專注地做音樂,其實在 2008 年的時候,他為我的電影〈二十四城記〉寫過一首歌,那首歌的歌名叫〈未來在哪裡〉。那部電影在講一個老的國營工廠的變遷,內容是關於三代人生活。他看過後,為這部電影寫了一首歌,歌曲也是他自己唱的。
他 E-mail 給我的那天,我一個人在辦公室,下載了這首歌,我是流著眼淚聽完這首歌的。
林強:
我跟賈導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討論和溝通。比如說他要拍戲前,他一定邀請我到拍戲現場。拍〈二十四城記〉,我們就先到四川成都,去廠裡面走一走,然後晚上吃飯時,他跟我討論這部電影到底是怎麼回事,讓我容易進入到那個狀態裡。而我則是在那個狀態裡去醞釀,最後再寫成作品給他。畢竟我不是住在四川成都的人,所以我能用的就是一種想像。後來合作〈三峽好人〉,他也邀請我到重慶,坐船到奉節,在那邊生活幾天,讓我真正進入到那個狀態裡面去,幫助很大。
賈樟柯:
我的第一部電影,背景都是在我的老家,山西的一個小縣城裡拍的。我很難想像在那樣的空間裡講普通話,所以我就告訴自己,需要找一些非專業演員來把這個城市的氛圍呈現出來,於是找了一票親朋好友來演。實際上,非專業演員並不是很習慣在攝影機面前表演,你要有很多的技巧來解決這個問題,這對導演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。
林強:
其實我蠻喜歡這些風土人情、地方性的各種文化。賈導寄來給我參考的〈小武〉、〈站台〉或〈任逍遙〉,我很喜歡他在電影裡交代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可以感受到他處理電影的那種真誠。對人物的情懷、故事的發展,我都很感動,自然就容易在這方面產生很多交流。
林強:
可是我這麼喜歡音樂,又很鍾情歐美的現代電子音樂,這當中當然有很多衝突在其中。衝突過後會產生什麼樣新的東西,我是好奇的。
我並沒有思考太多商業面或多數人會否認同的問題。基本上,現在做音樂已經沒有發行專輯這檔事,因為根本不曉得聽眾、市場在哪,變得更不想去思考這些事。反而比較自由、隨性地看自己要做什麼音樂,放手去做,讓它自然產生它的反應。我這種方法是比較傻的,台灣話說「戇呆」。「戇呆」意指笨笨的小孩,想做什麼就去做,沒有想太多,沒有很多的謀劃、計劃,沒有這麼偉大。就是很單純,一個人去嘗試一些新東西。
主持人:
「要自由」說出來只是很簡單的 3 個字,但是要做到並沒有那麼容易。
林強:
肯定的,活在當前的環境裡,當然有很多的限制。那些限制我覺得還是取決於個人。有些人把這它們看得特別重,事實上,有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,當你這麼做的時候,反而不覺得它是真正的限制。
賈樟柯:
我跟林強合作,也是希望他能夠幫我做一些電子的東西,他的電子樂能帶給我電影之外的抽象美感。我的電影風格喜歡欲言又止,不喜歡把很多話說破,很多敘事習慣故意不交代清楚,希望觀眾能用自己的情感跟經驗去彌合它。很多不願意透過語言講出來的東西,藉由音樂幫我說明。這是我們倆一直合作到現在,我離不開他的音樂的原因。他實際上幫我提升整個電影的主題。
主持人:
剛才林強老師說,他做電子無所謂唱片賣不賣,說他自由。賈導在做電影的路上也會碰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,自由對你來講呢,跟勇氣相關嗎?
賈樟柯:
我覺得尤其是做藝術,如果不自由,創作可能就沒什麼價值。因為你必須很誠實地、沒有約束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交給觀眾。你要保證創作的自由,其實需要有很多的保護。
這些年來,我其實秉承著一個非常簡單的哲學,就是做事情的時候不患得患失。如果得失想的多了,你已經不自由了。雖然拍電影是一個需要動用很大資源的藝術,但,說白了就是每拍一部電影都要花很多錢。如果你被工業約束的話,自由就受到了約束。我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,把每部電影都當作最後一部拍。拍完,出了問題,沒人再投錢拍了,那就算了,我就開麵館去了。
主持人:
聽說賈導還有一個重任,幫山西推廣他們的土豆?
賈樟柯:
對。我們老家盛產土豆,但有時賣不出去。明年來簡單生活節的創意集市賣土豆。(笑)
林強:
我比較特殊。因為整個音樂環境的改變,我又沒有一直在經營所謂的歌迷,或者去很多地方演出,所以還是處於一個人做音樂的工作狀態。我覺得最自在的狀態就是,別人找我做什麼樣的音樂,我就嘗試跟他接觸,然後在過程裡瞭解他想要的是什麼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學習方式。現在就變成,看他需要什麼,我就進入到那個狀態裡面。
我很佩服賈導。他除了忙電影的創作外,電影要開始拍前的資金籌措、找團隊,還有其他各方面都得處理。我很佩服他旺盛的生命力旺盛,這非常不容易。
主持人:
我記得賈導說,一個想法在腦子裡開始有的時候,就要去找各種投資,找各種相關的東西,可能一過去就 2、3 年。然後再花 6 個月的時間去拍。要保持新鮮度,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賈樟柯:
要保持新鮮度,有個辦法,就是聽流行音樂。我自己車裡有各樣音樂,在我勘景時,我就是自己的 DJ,放音樂給自己聽。我覺得音樂就像氧氣,能提供給我們最簡單又最必須的情感幫助。
主持人:
最近幾年,兩位除了做電影、做音樂,也跟年輕朋友合作。
賈樟柯:
這方面我有 2 個主要的工作。一個是「柯首映」,每週播放 1 到 2 個來自全球的短片。年輕人從短片開始去表達自我,是個特別好的途徑。另一個工作是從 2010 年開始,我的公司做了一個「天翼計劃」,每年投資 1 到 2 部年輕導演的處女作,幫助一些年輕人拍電影。
林強:
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文藝性、比較有個人的色彩、比較獨立電影、不靠商業太近的合作。有些導演找上門,如果一看在商業上面比較有想法的,一般我都會直接跟他們說,我大概沒有這個能力在配樂上一下子感動幾千萬、幾億的人,我還是屬於比較小眾的那掛,久了以後,這也變成我的一種慣性了。
我還是很樂意去幫助年輕、拍獨立電影的導演,一般這些都是沒有錢的年輕人,如果我們也喜歡他的作品,就應該幫他忙。將來會拍電影的朋友,也許你們手上沒有太多的資金,我看了作品又很喜歡,歡迎來找我。
主持人:
賈導的書裡提到過,從技術方面來講,第一次看到DV的衝擊,原來這麼小的東西也能完成電影的拍攝。在拍〈小武〉後來的 10 年,看到了技術的革新,那段時間對你的衝擊也很大,對嗎?
賈樟柯:
電影的歷史其實是觀眾的歷史,電影的歷史其實也是技術的歷史。電影是技術的產物,沒有技術就沒有藝術。所以電影技術的每一個發展,都帶來新的語言,新的表達方法。從過去的電影沒有聲音,到有了聲音,這是一個極大的改變。沒有顏色到有顏色,從過去的膠片材質到現代的數碼材質,再到最近這一、兩年產生的 VR。我覺得對有好奇心的導演來說,應該也必須跟進這些技術的改變。我覺得 VR 是一種新的世界觀。我還在學習。接下來,很快會有自己的 VR 電影推出。
林強:
我不會太積極、太有企圖心地去找新的東西。在求新上我是較沒有主動性的人,但,我是開放的,我很樂意去學習。
我剛剛還在跟賈導說,一個電影人,他的一個作品就是一部電影。一個音樂人,也許他的一個作品就是一張專輯。可是現在「一張專輯」這件事在市場上已經不存在了,我得去面對這個現實。如果我還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別人合作,利用我會音樂的這項技能來與其他人交流,那我就會很樂意。比如說對方如果是建築師、是一位電影導演、是一個服裝設計師、是一個舞蹈家,他們都可以來找我做音樂,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。
主持人:
剛談到技術革新是一方面,近十年的社會處於一個分裂、速度更新非常快的狀態。賈導如何看待這個現象?
賈樟柯:
我沒有失望,我覺得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。今天的問題不代表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問題,我覺得對個人來說,最主要的是個人怎麼面對自己週遭的生活。從這點來上說,我一直很受佛教影響。定和慧是相生的,你只有鎮定,才能產生智慧。產生了智慧,有很好的創意、創作,你才能夠更加地定。就像有根一樣,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,然後相信自己在做的事,產生定性,自然的智慧會生根發芽。
影像提供:一拍、阿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