賈樟柯 Ｘ 林強：音樂像氧氣，給我們最簡單的情感幫助。

搖滾青年賈樟柯因為五音不全，轉而去拍電影；台中青年林強懷揣著導演夢應徵電影公司，輾轉去了唱片公司做助理，才走上音樂道路。簡單生活節分享書房，賈樟柯與林強分享他們 12 年的合作與友情。

賈樟柯：
我一開始是林強的歌迷。後來上電影學院，開始看他演的電影。

還有一個故事。九〇年代時，在北京電影學院旁邊有個 Disco，叫做 NASA，就跟美國航天局的縮寫一樣。有一天出了一個廣告，說林強要來演出，然後我們一幫同學一早去買了票。結果那天晚上他沒有來，沒看成。

一直是銀幕上見到他，像〈南國再見，南國〉、〈少年吔，安啦！〉、〈戲夢人生〉，都是我們課堂上的教材。沒有想到 2004 年，我拍〈世界〉的時候，我們有機會合作。因為在此之前，我看過強哥寫的電影音樂，〈南國再見，南國〉跟〈千禧曼波〉的音樂，我非常喜歡。我們從〈世界〉開始就一起合作。

林強的《向前走》非常能夠感動到我。實際上那個歌唱的，從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發展，特別是那首歌裡面的血性，我覺得飽滿的那種生命力，那個是當時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林強：
台灣的中部不是大都會，我從那邊出生長大。可能就像賈導一樣，從山西的汾陽，想到北京來發展他的事業。把那樣的心情寫成了一首歌，發表了專輯，突然就受到大家的喜歡。

我從一個很普通的小型的城市來台北，那個時候肯定就有一個抱負，我想要做電影。我去侯孝賢導演的公司，試著去應徵，可是他們說沒缺人。最後我去參加台北的木船民歌比賽，然後被唱片公司的人看到，他說你先來做助理，認識環境。做了 2 年之後，才發行了那張《向前走》的專輯。那時所有的人都唱華語，只有我一個人在唱台語，台語在台灣來說，一般市場就是在鄉下、夜市，或是一些比較辛苦工作的人在聽的。

我想在音樂上面更多地去研究、琢磨，慢慢地就進入音樂的狀態去，想花更多力氣探索音樂的本質，而不是歌曲。剛好在 1995 年時，侯孝賢導演找我做電影配樂，那我就一路就往後發展，有更多電影配樂的工作。

主持人：
〈世界〉是你和賈導合作的第一部電影對嗎？

林強：
我在這邊跟賈導說抱歉。他來找我的時候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拍過什麼片。然後我就跟他的製片說，能不能把他過去的片子寄給我看，他們就寄來了〈小武〉、〈任逍遙〉、〈站台〉，我看了很喜歡。所以就跟賈導結了一個緣，從 2004 年的〈世界〉一路開始合作。

賈樟柯：
我是 1970 年出生，在我小時候「文革」剛結束，基本上沒有流行音樂，就是都是一些革命歌曲。我們那時候最早聽到的歌，都是複數。什麼是複數呢？比如我們唱，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」，「咱們工人有力量」，「我們是八〇年代新一輩」，唱的都是「我們」。到了上小學，特別是 82、83 年，流行音樂一下起來後，唱的都是單數，都是唱「我」，鄧麗君唱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。看起來只是一個詞的變化，從「我們」到「我」，實際上在文化上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。因為它開始尊重個人的情感，個人的感受。

我經歷了流行音樂從無到有的過程，早期那個時候文化生活資源也比較少，不像現在大家在網絡上，有各種各樣的娛樂，就只有收音機，後來才有電視機。音樂給了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最豐富的文化享受。所以每一年總會有那麼一、兩首歌是非常打動我們的。

比如說，突然會唱〈跟著感覺走〉，有一年大家都在唱〈一無所有〉。整個時代的心情，都能被這些歌唱出來。我覺得過去我們國人表達感情挺拘束的，包括後來的卡拉 OK，給了我們宣洩感情的一個出口。

我在讀中學時，那時還需要參加高考，所謂成功的路只有一條，就是你必須按部就班地考上大學。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呢？我母親最希望我做財務工作，因為她自己也是做財務工作的，而我父親最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大夫，因為我爺爺是外科大夫。都是很體面的、很正常的好工作。但到了中學以後，我開始狂熱地喜歡藝術。

再透露個秘密，因為喜歡唱歌，我其實曾想要成為一個歌手。一開始是模仿齊秦，後來九〇年代喜歡搖滾樂了，崔健、魔岩三傑，都是我學習的榜樣。

但我發現我五音不全，我用了一個暑假學吉他，到暑假結束時，我都還彈不了一個完整的和弦。我當時的女朋友在一旁也跟著學，結果她彈得很好。

音樂這條路走不通，那就開始寫詩，寫小說，總之是有很充沛的表達的欲望。後來我也成立詩社，也參加霹靂舞的舞團，霹靂舞跳得還可以。最後，我的學習成績變成文科還行，理科、數學、英語卻很差。

那時有一首流行歌非常鼓勵我，是上海八〇年代的歌手「張行」唱的，歌名叫〈成功的路不止一條〉。我一聽完那首歌就告訴自己，成功的路不止一條。關鍵的是有很多條，很多條路裡要認準自己走的那一條。

賈樟柯：
其實生活過程裡面，有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對你不斷地拷問，也有各種各樣的機遇，測試你是否能勇敢地按自己選擇的路走下去，我覺得這一切需要勇氣。我聽了強哥的《向前走》後，在這首歌裡聽見了勇氣。我認為勇敢非常重要。

剛才強哥說他不寫歌，改為專注地做音樂，其實在 2008 年的時候，他為我的電影〈二十四城記〉寫過一首歌，那首歌的歌名叫〈未來在哪裡〉。那部電影在講一個老的國營工廠的變遷，內容是關於三代人生活。他看過後，為這部電影寫了一首歌，歌曲也是他自己唱的。

他 E‭-‬mail 給我的那天，我一個人在辦公室，下載了這首歌，我是流著眼淚聽完這首歌的。

林強：
我跟賈導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討論和溝通。比如說他要拍戲前，他一定邀請我到拍戲現場。拍〈二十四城記〉，我們就先到四川成都，去廠裡面走一走，然後晚上吃飯時，他跟我討論這部電影到底是怎麼回事，讓我容易進入到那個狀態裡。而我則是在那個狀態裡去醞釀，最後再寫成作品給他。畢竟我不是住在四川成都的人，所以我能用的就是一種想像。後來合作〈三峽好人〉，他也邀請我到重慶，坐船到奉節，在那邊生活幾天，讓我真正進入到那個狀態裡面去，幫助很大。

賈樟柯：
我的第一部電影，背景都是在我的老家，山西的一個小縣城裡拍的。我很難想像在那樣的空間裡講普通話，所以我就告訴自己，需要找一些非專業演員來把這個城市的氛圍呈現出來，於是找了一票親朋好友來演。實際上，非專業演員並不是很習慣在攝影機面前表演，你要有很多的技巧來解決這個問題，這對導演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。

林強：
其實我蠻喜歡這些風土人情、地方性的各種文化。賈導寄來給我參考的〈小武〉、〈站台〉或〈任逍遙〉，我很喜歡他在電影裡交代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可以感受到他處理電影的那種真誠。對人物的情懷、故事的發展，我都很感動，自然就容易在這方面產生很多交流。

林強：
可是我這麼喜歡音樂，又很鍾情歐美的現代電子音樂，這當中當然有很多衝突在其中。衝突過後會產生什麼樣新的東西，我是好奇的。

我並沒有思考太多商業面或多數人會否認同的問題。基本上，現在做音樂已經沒有發行專輯這檔事，因為根本不曉得聽眾、市場在哪，變得更不想去思考這些事。反而比較自由、隨性地看自己要做什麼音樂，放手去做，讓它自然產生它的反應。我這種方法是比較傻的，台灣話說「戇呆」。「戇呆」意指笨笨的小孩，想做什麼就去做，沒有想太多，沒有很多的謀劃、計劃，沒有這麼偉大。就是很單純，一個人去嘗試一些新東西。

主持人：
「要自由」說出來只是很簡單的‭ ‬3‭ ‬個字，但是要做到並沒有那麼容易。

林強：
肯定的，活在當前的環境裡，當然有很多的限制。那些限制我覺得還是取決於個人。有些人把這它們看得特別重，事實上，有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當你這麼做的時候，反而不覺得它是真正的限制。

賈樟柯：
我跟林強合作，也是希望他能夠幫我做一些電子的東西，他的電子樂能帶給我電影之外的抽象美感。我的電影風格喜歡欲言又止，不喜歡把很多話說破，很多敘事習慣故意不交代清楚，希望觀眾能用自己的情感跟經驗去彌合它。很多不願意透過語言講出來的東西，藉由音樂幫我說明。這是我們倆一直合作到現在，我離不開他的音樂的原因。他實際上幫我提升整個電影的主題。

主持人：
剛才林強老師說，他做電子無所謂唱片賣不賣，說他自由。賈導在做電影的路上也會碰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，自由對你來講呢，跟勇氣相關嗎？

賈樟柯：
我覺得尤其是做藝術，如果不自由，創作可能就沒什麼價值。因為你必須很誠實地、沒有約束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交給觀眾。你要保證創作的自由，其實需要有很多的保護。

這些年來，我其實秉承著一個非常簡單的哲學，就是做事情的時候不患得患失。如果得失想的多了，你已經不自由了。雖然拍電影是一個需要動用很大資源的藝術，但，說白了就是每拍一部電影都要花很多錢。如果你被工業約束的話，自由就受到了約束。我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，把每部電影都當作最後一部拍。拍完，出了問題，沒人再投錢拍了，那就算了，我就開麵館去了。

主持人：
聽說賈導還有一個重任，幫山西推廣他們的土豆？

賈樟柯：
對。我們老家盛產土豆，但有時賣不出去。明年來簡單生活節的創意集市賣土豆。（笑）

林強：
我比較特殊。因為整個音樂環境的改變，我又沒有一直在經營所謂的歌迷，或者去很多地方演出，所以還是處於一個人做音樂的工作狀態。我覺得最自在的狀態就是，別人找我做什麼樣的音樂，我就嘗試跟他接觸，然後在過程裡瞭解他想要的是什麼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新的學習方式。現在就變成，看他需要什麼，我就進入到那個狀態裡面。

我很佩服賈導。他除了忙電影的創作外，電影要開始拍前的資金籌措、找團隊，還有其他各方面都得處理。我很佩服他旺盛的生命力旺盛，這非常不容易。

主持人：
我記得賈導說，一個想法在腦子裡開始有的時候，就要去找各種投資，找各種相關的東西，可能一過去就‭ ‬2、3‭ ‬年。然後再花‭ ‬6‭ ‬個月的時間去拍。要保持新鮮度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

賈樟柯：
要保持新鮮度，有個辦法，就是聽流行音樂。我自己車裡有各樣音樂，在我勘景時，我就是自己的 DJ，放音樂給自己聽。我覺得音樂就像氧氣，能提供給我們最簡單又最必須的情感幫助。

主持人：
最近幾年，兩位除了做電影、做音樂，也跟年輕朋友合作。

賈樟柯：
這方面我有‭ ‬2‭ ‬個主要的工作。一個是「柯首映」，每週播放‭ ‬1‭ ‬到‭ ‬2‭ ‬個來自全球的短片。年輕人從短片開始去表達自我，是個特別好的途徑。另一個工作是從 2010 年開始，我的公司做了一個「天翼計劃」，每年投資‭ ‬1‭ ‬到‭ ‬2‭ ‬部年輕導演的處女作，幫助一些年輕人拍電影。

林強：
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文藝性、比較有個人的色彩、比較獨立電影、不靠商業太近的合作。有些導演找上門，如果一看在商業上面比較有想法的，一般我都會直接跟他們說，我大概沒有這個能力在配樂上一下子感動幾千萬、幾億的人，我還是屬於比較小眾的那掛，久了以後，這也變成我的一種慣性了。

我還是很樂意去幫助年輕、拍獨立電影的導演，一般這些都是沒有錢的年輕人，如果我們也喜歡他的作品，就應該幫他忙。將來會拍電影的朋友，也許你們手上沒有太多的資金，我看了作品又很喜歡，歡迎來找我。

主持人：
賈導的書裡提到過，從技術方面來講，第一次看到DV的衝擊，原來這麼小的東西也能完成電影的拍攝。在拍〈小武〉後來的‭ ‬10‭ ‬年，看到了技術的革新，那段時間對你的衝擊也很大，對嗎？

賈樟柯：
電影的歷史其實是觀眾的歷史，電影的歷史其實也是技術的歷史。電影是技術的產物，沒有技術就沒有藝術。所以電影技術的每一個發展，都帶來新的語言，新的表達方法。從過去的電影沒有聲音，到有了聲音，這是一個極大的改變。沒有顏色到有顏色，從過去的膠片材質到現代的數碼材質，再到最近這一、兩年產生的‭ ‬VR。我覺得對有好奇心的導演來說，應該也必須跟進這些技術的改變。我覺得 VR 是一種新的世界觀。我還在學習。接下來，很快會有自己的 VR 電影推出。

林強：
我不會太積極、太有企圖心地去找新的東西。在求新上我是較沒有主動性的人，但，我是開放的，我很樂意去學習。

我剛剛還在跟賈導說，一個電影人，他的一個作品就是一部電影。一個音樂人，也許他的一個作品就是一張專輯。可是現在「一張專輯」這件事在市場上已經不存在了，我得去面對這個現實。如果我還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別人合作，利用我會音樂的這項技能來與其他人交流，那我就會很樂意。比如說對方如果是建築師、是一位電影導演、是一個服裝設計師、是一個舞蹈家，他們都可以來找我做音樂，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。

主持人：
剛談到技術革新是一方面，近十年的社會處於一個分裂、速度更新非常快的狀態。賈導如何看待這個現象？

賈樟柯：
我沒有失望，我覺得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。今天的問題不代表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問題，我覺得對個人來說，最主要的是個人怎麼面對自己週遭的生活。從這點來上說，我一直很受佛教影響。定和慧是相生的，你只有鎮定，才能產生智慧。產生了智慧，有很好的創意、創作，你才能夠更加地定。就像有根一樣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然後相信自己在做的事，產生定性，自然的智慧會生根發芽。

影像提供：一拍、阿德